被烧死后化成一缕青烟，是离开集中营的唯一出口

每个囚犯都会得到一个编号，但这个编号不是缝制在衣服上，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，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例外。在集中营里，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羞辱。纳粹看守会让囚犯们重复无用的劳动，比如让囚犯们在烈日下站成一圈，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沙堆，然后像击鼓传花一样把自己面前的沙堆铲到右边，永无休止。又比如让囚犯们搬运石头，从集中营的这头到那头，然后再搬回原位置。

撰文〡叶克飞

我写过许多探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文章，但总是无法为探访时的压抑找到出路。那人类历史上的惨痛，仍然停留在铁丝网围成的集中营里。历经数十年却未消散的肃杀之气，即使在灿烂阳光之下，仍制造着阴影。或许正因为这样，我很少描述集中营的细节。

奥斯维辛并非孤立个体，而是奥斯维辛小镇周边42座集中营的总称，由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。1945年1月27日，集中营得到解放。1947年，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博物馆，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

在那篇曾获普利策奖的中学课文《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》里，作者这样写道：

“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。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——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，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，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，来向他们致敬。”

那么，我是为了什么而来？也许兼而有之。或许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即使是业余的，我也像文中所说的那样，有一种“非写不可的使命感”，而且“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”。

在排队入场时，我留意了一下负责维持秩序和售票的工作人员，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。而在1990年之前，这里的负责人乃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。随着时光推移，当年的幸存者已渐渐凋零，所幸集中营仍在修缮和维护中向全世界展示，历史不至湮灭。

尽管在许多人看来，集中营已经失去原有风貌，“人们最后只能看到一个在原址上人工重建的集中营”。但这也许是保留历史印记的最重要方式之一，因为你无法让断垣残壁承担博物馆的使命。

走进营区，入口铁门上是那句广为流传的标语：“劳动获得自由”，当然，在集中营里，这是一句假话。长长的铁丝网围住营区，与营区步道以三米宽的沙地相隔，对于囚犯来说，他们可以在营区步道行走，但这片沙地便已是禁区。如果踏入沙地，便会被视为有意逃跑，岗亭中的士兵会毫不犹豫地开枪。如今仍然可以见到残旧的木牌，上写止步字样外加一个骷髅头。一栋平房前有一个结构简单的木架，三竖一横，两米多高，木头被岁月冲刷光滑。

当年，这个绞刑架上吊死了多少人？会不会每夜都挂着尸体？

有最早进入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，他刚进入营区时，这里只有二十座破旧的砖式建筑，原本是波兰士兵宿舍。他们的工作是不断扩大营区面积，每天的时间被劳动塞得满满的，最终难逃一死。看守曾说：

“你们来的这个地方不是疗养院，这里是德国的集中营。在焚尸炉里被烧死然后化为一缕青烟从烟囱里面飘出去，是你们离开这里的唯一出口。”

如今所能见到的两层红砖囚房，外观颇似学校宿舍，楼外蓝天绿树，景致颇美。但当年可不是这样，囚徒们被塞进拥挤、破烂的营房里，一个几平方米的盒子状囚室竟然会塞进数十人，1942年，一个原本容纳数十人的女牢居然一度塞进了1700人！大部分人死于饥饿、劳累和疾病。集中营里有医生，但他们并不治病救人，而是在囚徒身上做活体医学实验，比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、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解剖等。

当我在每栋楼的不同主题纪念馆里穿梭时，走廊的墙上挂满了集中营遇难者的照片，下面注明了他们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。许多人十分年轻，还有一对十六岁的双胞胎姐妹，她们于1927年10月4日出生，于1943年7月23日一起死去。

除了入营大头照外，还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囚犯们的手臂照片。每个囚犯都会得到一个编号，但这个编号不是缝制在衣服上，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，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例外。在纳粹看守眼中，这些囚犯连动物都不如。在集中营里，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羞辱。

纳粹看守会让囚犯们重复无用的劳动，比如让囚犯们在烈日下站成一圈，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沙堆，然后像击鼓传花一样把自己面前的沙堆铲到右边，永无休止。又比如让囚犯们搬运石头，从集中营的这头到那头，然后再搬回原位置。

在一个展室里，我见到了许多囚犯的裸体照片。两个成年女性坐在诊床上，肋骨突出，四肢纤细，胸部干瘪，不再有女性特征，下面的说明告诉我，照片里的她们体重都仅有三十公斤。几个孩子站成一排，腿部细如竹竿，膝盖显得无比巨大，肋骨一根根突出。

但这并非最可怕的事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这些囚犯骨瘦如柴，当他们死去后，纳粹仍然会将他们身上仅有的那点脂肪刮下来，用于制造肥皂。纹身者甚至会被剥掉皮肤，用于制造灯罩。即使尸身被塞进焚化炉，骨灰也会被挖出，送回德国当成肥料。

营区11号楼被称为死亡楼，其地下有监狱，一楼有“咨询法庭”，进行死刑裁决。11号楼和10号楼之间的院子竖着一面墙，即死刑墙，被判处死刑者会被立刻送到这面墙前执行枪决。

就在这面死亡墙前，有数千名犯人被枪决。如今，游客在此驻足，墙下放有鲜花，还有游客以饮料代酒，以表纪念。在营区的数十栋建筑中，玻璃窗是标配，唯有11号和10号面向死刑墙的这一侧，玻璃窗之外还加装木制挡板，也使得这个院子无比阴沉。如果这是为了掩盖罪恶，那可真是掩耳盗铃。

最让人震撼的无疑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头发、鞋子和其他物品。即使有保护措施，岁月仍在这些老物件上留下痕迹，它们开裂、变色，杂乱不堪。你无法知道每件物品的主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，只知道幸存不易。

那些男鞋、女鞋、童鞋，甚至婴儿鞋，共计11万双。有一个数字更触目惊心：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解放时，仓库里剩余的鞋子是40.4万双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见到堆积如山的餐具、牙具、剃须刀、鞋油、眼镜和写着名字的行李箱，它们不再能寻找到自己的主人。当然，还少不了用过的毒气罐，一个个空罐子堆在展室内，谁也无法计算这些罐子里的毒气杀害了多少人。

最初，大部分被押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仍然深信自己只是在向东欧“迁徙”，甚至相信德国人已经为他们购置了土地和农场，所以携带了大量个人物品。

入营后，他们的物品被统一没收“保管”，直至他们死去时，仍不知这些东西会成为战争物资。当时，他们的物品被分类囤积，陆续运出以供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平民使用。直到战争结束时，集中营的仓库中仍有堆积如山的物品未来得及运走。当时，头发仓库足有一个中型飞机库大小，存放的头发达7000公斤。

这些头发主要用来编织毛毯，直到今天，集中营展室里仍然放有大量由人发织成的毛毯。展出的头发同样堆积如山、动魄惊心，因为年月太久，它们卷曲着纠缠在一起，不再能辨认出当年颜色。

除了建筑与这些物品，另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则是文字。西蒙•维森塔尔在《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》一书的结尾写道，纳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：

“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，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。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，就算有人能幸存，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……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，连同你们一起……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。”

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遇难者固然只能沉默，无法控诉纳粹罪恶，但活着的人仍会记录与反思。二战后，集中营罪恶被一再揭露，那些回忆文字与集中营的营房、焚尸炉一起书写着历史。

你无法想象，如果连真实的文字都被抹杀，连反思都不被允许，人类最终会拥有怎样的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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